新家办研究

如今，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，已成为商业常识。

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早在两百多年前，中国的晋商早已在漫长的经商实践中，一步步摸索出领先世界几百年的，比华尔街还早许多的“股俸制”，并在票号业中发展至相当成熟的形态。

晋商，尤其是清代以来的山西商人，堪称中国商业史上的天团级存在，也被称为“东方犹太人”。而晋商的企业制度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。

直到19世纪20年代左右，随着票号业的兴起，晋商的股份制才趋于完善，展现出诸多与现代股份制企业相似的特点。

任何一个商业文明，几乎都从最简单的独资模式起步。早期晋商也不例外，他们多以家族为单位，从本地山货小买卖做起，自负盈亏，成败由一家人扛。

明代“开中制”推行后，晋商进入盐业，贸易规模迅速扩大，资金压力日益凸显。

于是，“贷金制”应运而生——即向他人借钱经营，实现了资金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离，加速了资金流动。所谓“贷金制”，就是借钱做生意：钱属于债权人，用的人是商人，收益归债务人所有，只按固定利率付息。这一步看似原始，却已经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，也给商业扩张按下了加速键。

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，在固定利率的安排下，债权人的收益是“封顶”的，无论生意多赚钱，他都只拿那点利息；一旦遇上亏损，商人可能血本无归，债权人也可能陷入坏账风险。这种“风险向借款人倾斜、收益却向出资人封顶”的失衡，使得资金方愈发惜贷。

资金池难以放大，晋商开始继续试错。很快，“朋伙制”出现了——几人以上共同出资，一起参与经营与管理，盈亏共担。朋伙制让出力者拥有了决策权，但当权力与责任被多人分享，问题也接踵而至：一旦账算不明白时，合伙人之间就容易出现分歧，甚至翻脸散伙。

再到后来，“东伙制”浮出水面。东伙制，是用一个“东家”作为出资主心骨，再雇佣或吸纳一批伙计参与经营。东家出钱，伙计出力，按约定分成。这种结构背后的信任基础多半是血缘或地缘：同宗族、同乡党，大家彼此知根知底。

可以说，从独资到贷金、从朋伙到东伙，晋商的每一步改良，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如何让更多人以合理的方式参与进来，又不至于把账和权搞得一团乱。所以，“俸禄制”应运而生。

「股俸制的诞生」

银股与身股

清朝的统一为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晋商规模持续扩张，旧式合伙制难以适应。至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股份制逐渐成型，当时称“股俸制”——有股即有俸，俸即红利。

晋商的股份分为“银股”与“身股”。清代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写道：“出资者为银股，出力者为身股。”银股即资本股，身股相当于人力股，是晋商激励员工的重要方式。

银股又分“正本”与“副本”：

● 正本，是股东的实际出资，每股数额因商号规模而异，高可达一万两白银，低则二千两，每股再分十厘。正本股东既能参与红利分配，又必须承担经营风险；银股可以继承、转让，但不计利息，只参与分红，其逻辑更接近于今天的“股权+红利”。

● 副本又称“护本”，分两类：一是东家额外投入的资本；二是东家、掌柜及有身股员工从红利中提留存入号内的资金。副本不参与分红，只取利息，实为风险储备金。

在此基础上，晋商还围绕票号的业务现实，晋商还发展出许多特色股本设计：

● 倍本：分红时提留部分红利充作流动资金。

● 厚成：资产账实折扣处理，例如价值1000两的资产账面只记700两，增强财务稳健性。

● 公座厚利：银股、身股分红前提取部分利润参与周转。

● 预提护本：分配前计提风险基金，避免分光吃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晋商里甚至还有充满故事色彩的“财神股”与“狗股”。例如旅蒙商号大盛魁，传说在最困顿时受陌生人留下一包银子而起死回生，遂设“财神股”；又因一狗送信助商号把握商机而设“狗股”。这些特殊股也参与分红，资金用于流动周转。

股权多元与两权分离

晋商股份制已具备现代股份制的明显特征：股权多元化与两权分离。

从股权结构看，票号早已不再是某个家族的“私房钱”。据《太谷县志》记载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成信票号的合约显示：每股2000两银，总股本金34000两，分17股，股东达21人，另有员工身股4.6厘。股东来源多元，除员姓家族占5.5股外，还有13个姓氏持股，大东家员汝霖持4股，持股相对集中，形成“相对控股”。

这种结构既拓宽了融资渠道，实现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，又通过大股东（大东家）代表行使所有权、承担无限责任，保持了决策效率。其他小股东则享有分红权和“用脚投票”的退出权。

而在经营管理层面，晋商对“两权分离”的执行堪称彻底。随着业务扩大与专业化，东家逐渐退居幕后，成为“甩手掌柜”，经营权全权交给职业经理人（大掌柜）。

制度明确规定：“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，系负无限责任，静候经理年终报告。平素营业方针，一切措施毫不过问……”东家只在账期决定分红、投资与人事奖惩，日常经营一概不干预，甚至不荐亲眷入号，以免干扰管理。

从今天的视角看，晋商在“股权多元+职业经理人+身股激励”的组合里，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公司治理的主流框架。

晋商股份制无疑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。然而，也应客观看待其局限：

晋商股份制虽早，但西方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已实行股份制，早于晋商两百余年。晋商股制缺乏股票市场，股权流动受限；未建立董事会等治理结构，本质上仍是一种筹资与经营安排。在股权过于分散的商号（如大盛魁），也曾出现“内部人控制”等问题。

此外，在两权分离中，权、责、利也并非完全对称。大掌柜有经营权、可享身股红利，却不承担最终风险；风险由承担无限责任的大东家背负。这套制度运行的基础是深厚的信任与东家权威，一旦信义松动、约束弱化，企业便容易陷入危机，这也成为晋商后期衰败的原因之一。

尽管如此，晋商在缺乏现代公司法律的年代，仍然凭借民间智慧，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，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。

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商业管理并非一蹴而就，需要在信用、激励与人性管理之间不断探索，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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